指導組專家："重典治亂"是食品安全法修改重要思想

　　7月8日訊 （記者 胡永平 楊亮 張換換）我國現行食品安全法是在“三鹿事件”之后緊急出臺的一部法律，可以說在當時規范食品安全標準、規范商家的經營行為、明確違法者的法律責任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如果沒有2009年的食品安全法，可以說今天的食品安全現狀比現在可能要糟得多。但是，我們也看到，正是因為立法出臺時間比較倉促，很多制度的設計存在缺陷，操作性和可塑性差，再加上食品安全域監管不力，使得現實生活中好人受氣，壞人神氣，出現了劣幣驅逐良幣的扭曲現象。近幾年食品行業接連曝出嚴重安全問題，有些黑幕讓人觸目驚心，百姓聞“食”色變。特別是嬰幼兒奶粉方面，很多人寧愿花高價去香港或國外采購，也不愿買本國的乳制品。

　　為了改變這一現狀，重塑消費者信心，國家決定對現行的食品安全法進行修改，完善現有法律存在的種種缺陷，加大對違法企業的懲罰力度。為此，中國網記者采訪了國家食品藥品管理總局食品安全法修訂專家指導組成員劉俊海教授，請他為我們詳解本次食品安全法修改的有關情況。劉俊海教授是我國著名的法學專家，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中國消費者協會副會長。

　　劉俊海教授說，通過修訂《食品安全法》，進一步加大消費者權益保護力度，進一步規范商家的經營行為，進一步理順監管體制，有助于形成一個全民敬畏法治、信仰法治、各行其道，公平公正、誠實信用、各得其所的現代市場生態環境。

　　食品安全法應當確立舉證責任倒置制度

　　消費者維權難是多年以來一直存在的現實問題。劉俊海教授把這個問題通俗化的概括為消費者為了追回一只雞，必須殺掉一頭牛，而且殺了一頭牛也未必能追回一只雞。消費者維權成本過高實質在哪里？他認為，一是消費者維權的成本大大超過了維權的收益，有的是零收益。第二個是商家的違法收益大大超過了違法的成本，這也是2009年食品安全法在實踐當中，特別是在某些地方、某些產業域得不到貫徹執行的真正的原因。第三個就舉證難。他說，現在很多檢測機構不提供個人檢測服務，消費者去檢測總是被拒之門外。有的檢測機構和大型的食品生產、經營企業存在著某種有形、無形的、直接的、間接的利益關系，包括財產的也包括其他方面的。所以這些檢測機構不愿意得罪大型的生產企業，如果做出了對企業不利的結論，以后這個企業至少有一些好活就不找檢測機構了，檢測機構從大型企業那里掙不到錢了。劉俊海教授說，這種檢測機構包括我們有關機構下屬的事業單位采取這種態度不應當，拒絕向公眾提供檢測服務本身就是失職行為。

　　他建議，在食品安全法中應當確立舉證責任倒置制度。如消費者買了一袋牛奶、一袋饅頭、一袋雞肉，然后吃這些熟食肚子出問題了，去醫院看病花了幾百元、幾千元，只要有證據證明我是購買你的產品，就食品安全本身的質量缺陷，生產商、批發商、零售商有義務舉證這個食品是安全的，他們有義務自證清白，如果自證清白不了，就應當推定食品安全有問題，這就是問題食品，你必須承擔責任。

　　劉俊海教授認為，衡量我們打造《食品安全法》修訂版本成功的一個試金石就是看消費者維權收益是不是高于維權成本，商家的違法收益是不是低于違法成本。他說，提高企業的違法成本，讓他們違法收益為零甚至負收入，相信你逼著一個企業去造假，它都不愿意了。

　　理順監管體制 解決“九龍”難治一水局面

　　食品不安全責任人是企業，但除了企業本身要慎獨自律外，劉俊海教授認為，在這種特定歷史時期必須要加大監管力度，要強化政府部門的監管責任，特別是地方政府。但提到監管的問題大家有共識，現在食品有安全，與監管部門的懈怠、不作為有密切的關聯。如何破解這個問題，我們又面臨著困惑，就是從我們食品安全監管的歷史來看，一個部門往往管不了，多個部門往往又管不好。這就陷入一個怪圈了。

　　在2009年起草制定食品安全法的時候，我們選擇了一種中庸之道，就是多龍治水，衛生部有監管食品安全的責任，還有國家食藥監管總局有監管的責任，農業部有責任、商務部有責任，工商局有責任，質檢總局有責任。但就在食品安全法頒布實行之后，依然出現了9個部門管不好一棵豆芽，十幾個部門管不好一頭豬的現象。這說明我們原來的食品監管體制是有問題的，所以，為了進一步消除監管的盲區，加強監管的合力，今年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明確提出要設立一個對食品安全進行統一、綜合監管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實現一龍治水的監管體制，整合了質監局、工商局和有關部門的監管資源，組建成立了新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

　　但是，我們《食品安全法》規定的監管體制和今年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還存在著不一致，所以，理順監管體制這是我們修改食品安全法的一個重要的核心內容。

　　建議第三方交易平臺承擔對消費者的先行賠付責任

　　對于現在熱門的網購食品，很多人認為缺乏法律監管。劉俊海教授并不認同這種看法，他說網購食品跟傳統購物實質上沒什么不同，首先它也要遵守食品安全法、遵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同時還要遵守電子商務基于它的特殊性而涉及到的特別法的規則。這樣才能夠讓消費者真正用鈔票來支持網購市場的健康發展。

　　他建議在食品安全法修訂的時候，針對網購的特殊性還要做一些特別的設計。比如說規定第三方交易平臺，像淘寶這類網站，能不能先承擔對消費者的先行賠付責任。因為開網店的人有的在工商局注冊有企業，注冊個體工商戶、合伙企業、個人獨資企業，有限責任公司，甚至股份公司，有的根本就沒有注冊。但是你肚子吃壞了，病出來了，電商跑了。在這種情況下，他認為第三方交易平臺應當為消費者站好崗、放好哨、把好關。

　　實踐當中包括淘寶網都是向電商收取保證金的。劉教授說，既然你收了保證金，而且消費者也信任你淘寶網，信任第三方交易平臺，在你的地盤買東西，你必須保證在你這個電商平臺上做買賣的電商和它的生產、出售的產品是安全的，你先行承擔責任，你先對消費者承擔責任以后，你再去向始作俑者的失信企業追查，這也是橋歸橋、路歸路。

　　建立更嚴格的懲罰賠償制度：上不封下有保底

　　2009年出臺的食品安全法早就有了對企業出售問題食品的懲罰賠償制度。劉俊海教授經過調查和研究，發現在現實生活當中真正用好食品安全法第96條，提起10倍懲罰賠償責任訴訟的消費者少之又少，為什么呢？大家看著10倍非常多，但實際也不多。比如1袋牛奶1.5元，返還你1.5元，再加賠你15元，總共16.5元。但你打車到消協往返就20元，你如果去法院交個訴訟費，又是幾百元，所以，這樣的懲罰賠償制度還是解決不了，為了追回一只雞殺了一頭牛的問題。

　　劉俊海教授說，設計懲罰賠償制度實際上為了將來棄而不用，為了達到棄而不用的目的，現在必須重典治亂。他提出，在懲罰賠償的規定上要實行“上不封，下要保底”的策略。因為有些商家，出售的大量的不安全食品，比如像地溝油炸的油條，死豬肉包的包子，這些食品價格很低，但對人體的傷害卻非常大。他認為，可以由法院在個案當中按照被告人的主觀惡性，按照原告人所受的損害，按照這種食品丑聞給社會公眾帶來的心理上的傷害程度，綜合衡量確定賠償額，上不封。同時，給消費者維權設定一個更低賠償標準，可以是上年度的月平均工資收入。如果做到了這些，那么消費者維權收入必然超過維權成本，而商家的違法收益必然低于它的違法成本。

　　專家建議食品安全法設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

　　有首歌的名字叫《傷心是一種說不出的痛》，這個歌名很形象的描繪出了消費者吃了問題食品的情形。因為消費者因問題食品吃壞肚子，有的時候會影響心情，會感到郁悶，會覺的壓抑。當人身體出現疾病的時候，會影響到他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學習，問題食品給消費者帶來的財產損害，有實際損害賠償，還有懲罰性賠償，但這些只解決財產利益問題，解決不了他的精神創傷問題。

　　劉俊海教授力主在懲罰性賠償之外再加上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他認為雖然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金錢損害賠償也是萬萬不能的。只有當失信企業感到疼痛難忍的時候，不愿意去傷害消費者的人格尊嚴和他的生命權、健康權的時候，這個制度就設計好了。他建議立法者一定要濃潑重墨規定食品安全當中的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食品安全標準散、亂、差 制定標準應征求消費者意見

　　食品安全標準是整個食品安全監管制度的脊梁。如果食品安全標準不給力，應當說整個食品安全監管制度是“缺鈣”的，是有“佝髏病”的。我們現在的食品安全標準存在著“散、亂、差”三大問題。為了給食品安全監管制度“補鈣”，我們一定要進一步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標準。

　　劉俊海教授建議，立法部門改變食品安全標準制訂話語權的規則。以往制定標準都是行業協會，企業主導治理標準，政府主管部門背書，然后就發布了。劉教授告訴記者，針對很多企業向面粉中添加滑石粉的問題，他多次在媒體上發表觀點，呼吁一定要把滑石粉從面粉中清理出去，可到現在沒有清理出去。這些企業有他的話語渠道，制訂食品安全標準的時候，有關部門老是征求企業的意見，唯獨不征求消費者意見。他認為，如果《食品安全法》修改，能把消費者加入到標準制定過程來就功德無量。他說，食品安全標準一定要開門立標，民主立標，透明立標，民本立標，一定要以消費者的生命和身心健康作為修訂食品安全法的尺度，除了消費者的安全保證權之外沒有第二個標準。

　　劉俊海教授說，我們要建立食品安全標準出臺之前的風險預評估制度。一定要在食品安全標準出臺之前，進行全面細致的論證，要評估標準一旦實施，會不會產生食品安全問題。

　　更后他說，除了修改《食品安全法》，我們還要同步修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農產品質量法》、《產品質量法》，以及相關刑法和行政法制度設計等等，使得相應法律更具可操作性。

　　（來源：中國網）